中苏博弈的牺牲品
1981年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特伟受漫画大师手冢治虫邀请，携段孝萱、严定宪等美影动画人赴日本访问。同时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在日本进行了集中展映，《哪吒闹海》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其中的宠儿。
1981年，中国美术电影访日团与日本漫画界朋友合影（左一为手冢治虫，居中而坐者为特伟，右侧后排为段孝萱、严定宪）
日本著名的《ANIMAGE》杂志对“中国美术电影动画”进行了专题报道，并邀请日本的动画界名家举行了讨论会。当时初露峥嵘的宫崎骏也对《哪吒闹海》表示了喜爱，并猜测影片可能在影射中国刚刚结束的“文革”。他说四海龙王可能指”四人帮”，而太乙真人暗指周总理。
1981年6月，《ANIMAGE》杂志对“中国美术电影动画”进行了专题报道，并邀请日本的动画界名家举行了讨论会
那时的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浩劫，文艺事业虽开始沐浴春光，但那段梦魇般的记忆仍然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宫崎骏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也并不奇怪，后来也有不少媒体认为这是一部有着政治隐喻的影片，“记录了一个混乱时代的结束，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”。
这些观点的出现虽然情有可原，但实在是一种过度解读。当年的创作者们都表示这仅仅是个巧合，更重要的是《哪吒闹海》的剧本初稿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完成，并且曾经打算和苏联的莫斯科美术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。
1958年第10期《大众电影》第一次报道中苏合拍《哪吒闹海》事宜
后来同样参与了《哪吒闹海》最终导演工作的严定宪说：“中国和苏联本来有个文化协定，电影方面的合作也就包括动画片，是最方便的。当时王树忱和胡进庆他们还到苏联去过一次，商定合作片定什么题材，《哪吒闹海》的剧本就是王树忱写的。”
上世纪50年代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新星的新中国在各个领域都要向“苏联老大哥”看齐。而苏联的动画影片在国际影坛上也处于领先地位，他们的美术电影制片厂拥有优秀的创作人员和雄厚的资金，能够有机会和他们建立合作，中国的动画人当然求之不得。
苏联动画《贝佳和小红帽子》中的原画动作。早期的中国动画人将苏联动画作为主要学习对象，他们会将精彩镜头中的原动画摹写下来学习参考。胡进庆在采访中也对苏联动画人的精湛技艺表示叹服(选自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内部原动画资料集》，空藏动漫资料馆 藏）
1958年3月，上海美影厂派王树忱、何玉门、胡进庆赴莫斯科美术片厂洽谈合拍片的剧本、题材等事宜，而且带去了《哪吒闹海》的故事梗概。苏方对故事梗概表示出了兴趣，并当即将拍摄的剧本题材确定为《哪吒闹海》，同时确认由苏方的著名动画导演阿特曼诺夫和王树忱联合执导该片，由茹尔宾参与剧本改编。双方计划在中国完成影片筹备工作后，在莫斯科美术片厂进行绘制。
同年6月，阿特曼诺夫一行为《哪吒闹海》的筹备事宜赴中国考察，搜集了大量中国名山和古代建筑的照片，观赏了中国历代山水名画，并准备将京剧艺术融入动画人物的表演中去。当年《大众电影》杂志对此事进行了数次报道，阿特曼诺夫接受采访时也显得兴致勃勃、踌躇满志，看上去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。
1958年3月，王树忱（后排左一）、何玉门、（后排右二）胡进庆（后排右一）在苏联莫斯科美术电影制片厂
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实则暗流涌动。据胡进庆回忆，中苏双方整个协商洽谈的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博弈，钱的问题首当其冲：“我们要他们派导演、派好的原画来，多出钱。他们呢，相反，（希望）少出钱，要我们出力气。”
其次，文化上的差异让苏联方面似乎一时很难理解中国神话的意境，中苏双方在创作理念的冲突也不小。胡进庆说：“整个的构思都是大问题，谈不拢。对影片的主线，起承转合的想法都不一样。”
阎善春在1978年参与了《哪吒闹海》最终的美术设计工作，他转述了一段有关中苏双方争执的内容：“苏联人看不上这个剧本，认为中国人讲迷信，死了又活了，活了又死了，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不是很理解。”
胡进庆的回忆也基本证实了这个说法，此外也提到了在影片美术风格上必然会产生的冲突：“我们是中国的民族风格，他一画变成苏联的洋风格了，这点我们不能接受的，王树忱也不会接受。”
青年时期的王树忱
当时年仅27岁的王树忱已经有了近十年的动画从业经验，并且能书善画，喜爱剧作，开始准备独立执导影片。在创作方面，他也已经相当成熟并且一向很有主见。在有争执的情况下苏联方面傲慢的态度也让中国的同行们无法接受。“还（必须）要听他的，一副老大哥腔调，把我们看作小老弟”，胡进庆还清楚地记得：“每天晚上王树忱打电话给盛特伟请示，谈不拢。”
此外，中苏关系的恶化也直接导致了双方冲突的难以收场，也决定了合拍片《哪吒闹海》的流产的命运。投入巨大热情孕育了这个剧本的王树忱，自然是此时最失落的那个人。
此后，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让“哪吒”再生的机会。
这一等，就是二十年。
-待续-